昨日，最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该司法解释中，法院可以直接认定“红头文件”是否合法尤为受到关注。（4月28日《新京报》）

　　过去，“民告官”难于登蜀道，不仅因为司法程序中“门槛高、立案难”等制度性障碍，更源于证据信息的不对称——一方面，公民质疑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，必须经由行政内部监督或人大机关介入，审查大费周章，原告大多耗不起；另一方面，许多具体行政行为都源于规范性文件，而实际诉讼中不会被法院列为必经审理程序，“红头文件”最终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

　　殊不知，当司法救济权利的法治之路不畅，公民就会法外求援——走上信访甚至闹访等激进维权之路，“信访不信法”现象一时间四处蔓延。究其根源，最大的肇因就在于“红头文件”过多过滥、缺乏有效约束监督，许多规范性文件成了部门争权夺利、推诿责任的“如意棒”，还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“红头文件”让政府公信倍受打击。

　　如今，司法直接认定“红头文件”的法律“成分”，并以意见形式告知地方政府，必能倒逼制定者重启自查程序、追溯违法源头、纠正错误决策。一来，与《行政复议法》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申请复议范围的原则保持一致、有效衔接，二来让“有案必立、有诉必理”的法治精神得以实质性彰显，有助于从源头治理“红头文件”，引导公民依法维权。

　　改革永远是“有人欢喜有人愁”。司法审查背书了政府行政权力的“红头文件”，一经司法确认违法，将大大增加政府败诉的风险概率，也预示着由司法裁判撬动的行政纠错与追责机制将被迫开启。若要避免政府“败走麦城”，就得设法避免“大意失荆州”。

　　当务之急，治标先行、自清“门户”、争取主动。具体而言，就是要加快晾晒政府“权力清单”，由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及时公开“立改废”程序，接受公众监督，将法律风险降至最低限度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针对“红头文件”过多过滥的利益本源长效祛疴、以求治本。应如李克强总理所说，“要严防部门利益法制化”，重点要“减少行政规范性文件”，要以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转变政府职能为方向开展立法活动。

　　只有让法治思维方式贯穿政府决策、立法始终，真正用法律“绳索”束住政府权力的“印章”，做到权由法授、权责法定、依法行文，从而严防“红头文件”越权代法及部门利益法制化，最终逐步减少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。才能对减少权力“任性”起到釜底抽薪之效，而官民关系才会驶向良性轨道。

　　稿源：荆楚网

　　作者：刘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