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微信中广为转发的关于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《一位县委书记的愤怒》，引发人们对如何治理权力病灶的思考。有人分析，“一个县委书记对治下的问题大吐槽，这本身是件很奇怪的事情。”“不是陈行甲口头表决心作秀，就是巴东县的权力生态存在不小的病灶”并继而提出“相较于赞美，对巴东官场的追问无疑更显必要。”（《愤怒的县委书记面对的是什么官场》）。

　　巴东县的权力病灶犹如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，是社会转轨时期的必然产物。透过陈行甲《一位县委书记的愤怒》，可以发现，巴东县各乡镇及县直单位，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政令不畅、班子不团结、领导插手工程等违纪、不作为、腐败现象，更令人骇然的是，陈行甲收到过有人发给他的“既然陈行甲想搞死我们，我们也要搞死他，搞不死也要搞臭他”的短信。

　　显然，这与和谐巴东格格不入。稍微关注时事的人应该知道，如果我们把视野从巴东扩大到恩施州、湖北省乃至于当今中国大地，不难发现，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以后，社会价值观念、社会形态、社会治理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这个过程，也就是社会大幅转轨的过程。总体上看，转轨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，但是也衍生出不容忽视的副产品，譬如权力病灶。这种权力病灶，影响面相当广，影响力相当大，必须根除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央才在全国范围内部署“四个全面”的改革。

　　治理权力病灶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人治，一种是法治。从某种程度上看，政治过程本身就是治理权力病灶的过程。治理权力病灶，从根本方法上看，一种是凭借领导者个人的魅力、魄力、个性及聪明才智等个人因素，组织社会资源，对社会乃至于权力病灶进行治理。还有一种是依靠法律、规则的科学性组织社会资源，治理社会及权力病灶。

　　历史表明，法治才是治理权力病灶的良方。

　　按照县委书记无所不能的人治理念，将直截了当、敢怒敢言、语言犀利、巴东县委书记任上五个年头与巴东县政令不畅、班子不团结、领导插手工程等违纪、不作为、腐败现象以及“既然陈行甲想搞死我们，我们也要搞死他，搞不死也要搞臭他”的短信放在一起，不难得出县委书记陈行甲无能、夸夸其谈的结论。

　　这种逻辑很简单：一是一县之中县委书记权力最大，一言堂。二是县委书记权力一手遮天、个人说了算，在县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，不受约束，没有“县委书记都感到无能为力”的事情。在这种模式下，县委书记可以随时对有令不行者撸掉免职，对班子闹矛盾者撸掉免职，对被举报腐败者革职查办，甚至对县委政府班子不合作的全部换掉。至于民主、法治、程序，或则纯粹沦为县委书记行使权力的工具。

　　这种治理模式已经在中国实践了几千年，几千年的实践表现出来的规律是，如果像陈行甲这样的县委书记们是个好官，那么，巴东可能很快风清气正。但是，如果像陈行甲这样的县委书记们品德不端，那么，必然会出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现象，领导插手工程将百般演绎，权力交易将花样百出，巴东将乌烟瘴气。

　　几千年的治理实践得出的结论是，进入工业时代以后，法治才是治理社会、治理权力病灶的良方。

　　显然，“县委书记无所不能”的治理理念与现代社会依法治理的政治要求格格不入，与现有的法律、纪律也是格格不入。以此为基础的逻辑推理也不应得出必然的结论。

　　如果《一位县委书记的愤怒》是真实的，不难发现，陈行甲选择的是依法治理的路子。陈行甲虽然语言表达很另类，但是，其具体施政过程，则体现出先通知、再检查，先要求、再兑现的民主风格，体现出与同事及群众谋求共识、集体决策的民主精神；巴东县依法尊重程序、尊重证据办理违法犯罪案件，无不体现出依法治理的法治精神。

　　在依法治理逻辑模式中，个人的魄力仅仅局限于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。因为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。因此，很多时候，一个“县委书记都感到无能为力”就成了非常正常的现象。而这在传统思维看来，则是无法理解的事情。就像有人不能理解直截了当、敢怒敢言、语言犀利的县委书记陈行甲治理巴东五年后，巴东县内依然存在政令不畅、班子不团结、领导插手工程等违纪、不作为、腐败现象一样。

　　实际上，一个县委书记，能够秉承和坚守执政为民、嫉恶如仇的情怀、个性，并把这种情怀、个性置于法律、制度之下，苦苦探索依法治理的求索精神，推进很艰难，过程很煎熬，效果很坚实！

　　这种治理模式，不求速成，致力于协调发展，是可持续的、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。持续治理，当法治积累到一定的阶段，必然厚积薄发，彻底清扫社会污垢，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呈现出巴东蓝。

　　稿源：荆楚网

　　作者：中华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