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方水土一方人。
昭君出塞，顔值之高传落雁美谈。
屈子行吟，泽畔赋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。
水润荆楚，造就灵秀山川，馈赠丰饶物产，孕育灿烂文化。
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这样描述楚地：“地广人希，饭稻羹，或火耕而水耨，果隋蠃蛤，不待贾而足，地埶饶食，无饥馑之患。”
这里的人们伴水而居，对水充满敬畏和感恩。
心存敬畏，是道德初心。早在先秦时代，《诗经》就记载着荆楚先民歌咏本地江湖的诗篇，譬如《汉广》《采蘋》。屈原的《九歌》，多处提到对帝子、河伯等神明的敬畏。记录了人们沐浴更衣，戴祭祀面具，载歌载舞，祈求风调雨顺。秦代以后，关于水的文化吟唱，弦歌不绝，代有新声。
然而，水看似无比柔软，却能变得气势汹汹，波涌浪叠。若不加以治理，必酿成灾害。所以，修筑水利，杜绝水患，给百姓安居乐业之所，也就成为历代执政者的必修课，拷问着执政良心。
回望过往，兴水富民事例比比皆是。公元前605年，楚国名相孙叔敖在楚国商城主持兴修水利，建成我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——期思陂，流经百里，灌田万顷。他还在楚国寿县主持修建了芍陂。既解决了下游的水涝，又可供上游灌溉，促进了生产发展，使楚国进入全盛时期。水利是民生之本，兴盛之基，执政者唯有时刻牢记水利这本民生账本，才能有所作为，无愧良心。
纵览史书，水利废弛，导致伤亡惨重的事例也有不少。1788年，长江发生大水，万城堤溃决20余处，荆州城被淹二月，水深丈余。“官舍仓库皆没，兵民淹毙无算”。当时乾隆帝连发诏书24件，处分了上至总督、下至县丞大小官员和地方豪绅20余人，并命令将10年内承修堤工一律详查严参。为官一方，“懒政”，在水利工程建设上“偷工减料”，不讲良心，任意胡为，最终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“明镜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荆楚发展史堪称一部治水患、兴水利的奋斗史。春秋战国时，楚人开始兴修水运、灌溉等工程。秦汉至明清，湖北在中国水利史上留下了白起渠、荆江大堤、襄汉漕渠、鄂州民信闸、武汉张公堤等一大批著名的水利工程。 回顾历史，不是以一个粉丝的心态去盲目崇拜，更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暗自庆幸，而是总结教训，获取经验。
新中国的成立，开辟了湖北治水事业新纪元。
历届省委、省政府带领荆楚人民，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建设：上世纪50年代，荆江分洪工程力保荆江大堤和大武汉不失。60年代，丹江口大坝托起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。70年代，兴修泵站，排涝降渍，平原良田旱涝保收，湖区百姓喜送瘟神。90年代开始，特别是1998年长江大水后，治水热潮再起。汉口江滩险点变景点，荆江大堤增高壮体，三峡工程拦洪削峰，举重若轻。湖北干堤长度、大型水库座数和大型排灌泵站装机容量均居全国首位。已基本建成防洪、排涝、灌溉三大工程体系。实现了从“水患大省”向“水利大省”的历史性跨越。“十年九淹、三年两旱”的多灾史，从此结束。
水利兴则百业旺，水利兴则人心稳。
对湖北来讲，水利兴衰更是决定着民生福祉、社会安定。据统计，湖北50％的人口和耕地、88％的农业产值、78%的工业产值以及武汉、荆州等重要城市和京九铁路、京珠高速等重要交通干线受到洪水直接威胁。水患问题不解决，发展经济必然深受制约和羁绊。
今年入梅之后，湖北连遭多轮暴雨，多地遭到重创，百姓生活受到影响。省委书记亲自挂帅，组建防汛抢险指挥部，多次深入抢险一线，指挥作战。此外，武警官兵，消防官兵、各地党员干部、群众等积极投入抗洪抢险，努力把天灾的危害降到最低。
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”，自然灾害无法避免，但执政者要下好先手棋，要提前布局，为民远谋。“治水兴鄂”迫切需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治水战略思想，积极把握和顺应经济规律、自然规律、生态规律，坚持用问题导向、底线思维、系统意识来统筹考虑解决水安全问题，打好改革、民生、生态等“组合拳”。此外，加快水利科技创新，用现代治水理念、先进科学技术、科学管理制度武装和改造传统水利，提高水利建设管理的科技含量。也为应对水灾时，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，为抗洪决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。
良心为民，方得始终。建设水利强省，让千湖之省碧水长流，这是中央领导对湖北的深情嘱托，也是荆楚人民对水利工作的殷切期盼，更是湖北执政者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来源：荆楚网
作者：伍佳佳
（作者： 编辑：刘文颖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