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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向观察:知进退 人与水不再顶头
发布时间:2016-07-23 16:15:58来源:荆楚网

  7月14日,梁子湖的牛山湖破堤分洪,实现永远性退垸还湖。破堤分洪,是洪水倒逼的应急之举。退垸还湖,又是深思熟虑的谋远之策。

  善治鄂者先治水。治鄂史就是一部治水史,其间多少传奇,或喜,或悲,或壮。

  而进与退,取与舍,得与失,始终是基于湖北水情的长久课题。

  “万里长江,险在荆江”。原国家主席、建国后第一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说:“防汛抗灾是湖北天大的事。”

  1950年,李先念提出了“挡、排、蓄”的三字方针。挡,是筑堤防水;排,是排除渍、涝;蓄,是修塘筑堰。到了1953年4月,短短三年,完成了荆江大堤堤身断面扩大、堤质改善;其中的荆江分洪工程,30万人仅用75天便告竣工。再配合洞庭湖等“调蓄器”,李先念的三字方针初具雏形。

  仅仅一年后,这套体系就迎来大考:1954年4至7月,长江中、下游地区持续降下大、暴雨,整个湖北洪水总量相当于1931年和1949年大水的总和。刚刚竣工的荆江分洪工程3次开闸分洪,降低水位将近1米,这对保卫荆江大堤、江汉平原和武汉市起了重要作用。

  六七十年代往后,湖北对大江大河水患的治理,试图由“标”向“本”,但基本上依然循着三字方针:继续加固荆江大堤、对荆江“九曲回肠”裁弯取直、兴建洪湖分蓄洪工程、大量上马支流的水电工程等。

  这些措施,为湖北驯服1964、1969、1980、1981、1983年等多次洪水提供了保证。

  进要有据,取须有道。

  围湖造田,人进水退,春秋战国以来,历代统治者都提倡。如太湖地区,汉朝时还是地广人稀、火耕水耨,经过不断的围湖造田,到南朝宋时,就成了“地广野丰,民勤本业,一岁或稔,则数郡忘饥”的富饶之地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,也遵循古法,向湖要地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开始后,湖南省对洞庭湖围湖造田进入高峰期。“八百里洞庭”只剩三百里,这个湖北洪水的“调蓄器”,功能日渐退化。

  在湖北,湖泊数量同样锐减。20世纪50年代湖北曾有0.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1309个,总面积8503.7平方公里。由于大规模的围湖造田,到80年代时,数量下降到838个,面积大幅缩减为2977.3平方公里。

  退田还湖等措施减缓了湖泊的萎缩,但围湖养殖、填湖盖房等新模式的兴起,还是让湖泊总数量继续下降,到2015年初,仅剩下700余个。

  今年4月,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上就指出,湖北省的小型水库、湖堤、连江支堤、汉江堤防等还存在防洪能力不足、标准偏低等问题。

  过去数十年里,国家层面的防洪治理对象,主要是大江大河,相比之下,湖泊谈不上防洪综合治理,许多隐患被忽视。

  极端的天气印证了这些问题。6月30日以来,历经数轮强降雨,湖北省内五大湖泊一度全面超警戒水位。

  治水不在朝夕。汹涌的洪水,正检验往昔的治理:

  全省70多个县市建立了山洪预警系统;

  各山区市县疏通了河道,扩宽了河床,修整护坡,河道防洪能力有所增加;

  恩施、十堰将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作为防范重点,拉网排查除险;

  三峡大坝所在的宜昌,把中小河流防洪、小型水库防守、城市内涝防治等作为工作重点,严防死守;

  在武汉,大东湖生态水网,把沙湖、东湖、严西湖、严东湖、杨春湖、北湖6个湖泊联为一体,连通长江,“死水”变“活水”,排渍,实现江湖联动。

  ……

  治水必争朝夕。再凶猛的洪水,也终将退去。生活如昔时,我们也要居安思危。

  7月12日,梁子湖的牛山湖破堤分洪前夕,湖北省委常委(扩大)会指出:“要把今年洪涝灾害作为倒逼机制,针对全省各地及城市防汛工作中暴露的问题,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加快补齐短板,全面提升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能力。”

  灾难倒逼,不是幡然悔悟,而是进退取舍的催化剂,让犹豫的人、麻木的人痛下决心。

  其实,《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》早在2012年便已实施。条例指出,严打违法填湖建房、建公园等行为。据去年底的统计,武汉、潜江、鄂州等地退田还湖面积达24700亩,湖北基本遏制住湖泊面积萎缩、数量减少的局面。

  只是,人们希望力度再大些,速度再快些。防患于未然,终究好过危机下的严防死守。

  水退人退,何尝不是水进人进?进退有据、取舍有道、得失有度,人与水不再是矛盾的两极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时,治水方见大成。

  稿源:荆楚网

  作者:史果 袁超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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