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14日，梁子湖的牛山湖破堤分洪，实现永远性退垸还湖。破堤分洪，是洪水倒逼的应急之举。退垸还湖，又是深思熟虑的谋远之策。
善治鄂者先治水。治鄂史就是一部治水史，其间多少传奇，或喜，或悲，或壮。
而进与退，取与舍，得与失，始终是基于湖北水情的长久课题。
“万里长江，险在荆江”。原国家主席、建国后第一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说：“防汛抗灾是湖北天大的事。”
1950年，李先念提出了“挡、排、蓄”的三字方针。挡，是筑堤防水；排，是排除渍、涝；蓄，是修塘筑堰。到了1953年4月，短短三年，完成了荆江大堤堤身断面扩大、堤质改善；其中的荆江分洪工程，30万人仅用75天便告竣工。再配合洞庭湖等“调蓄器”，李先念的三字方针初具雏形。
仅仅一年后，这套体系就迎来大考：1954年4至7月，长江中、下游地区持续降下大、暴雨，整个湖北洪水总量相当于1931年和1949年大水的总和。刚刚竣工的荆江分洪工程3次开闸分洪，降低水位将近1米，这对保卫荆江大堤、江汉平原和武汉市起了重要作用。
六七十年代往后，湖北对大江大河水患的治理，试图由“标”向“本”，但基本上依然循着三字方针：继续加固荆江大堤、对荆江“九曲回肠”裁弯取直、兴建洪湖分蓄洪工程、大量上马支流的水电工程等。
这些措施，为湖北驯服1964、1969、1980、1981、1983年等多次洪水提供了保证。
进要有据，取须有道。
围湖造田，人进水退，春秋战国以来，历代统治者都提倡。如太湖地区，汉朝时还是地广人稀、火耕水耨，经过不断的围湖造田，到南朝宋时，就成了“地广野丰，民勤本业，一岁或稔，则数郡忘饥”的富饶之地。
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也遵循古法，向湖要地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开始后，湖南省对洞庭湖围湖造田进入高峰期。“八百里洞庭”只剩三百里，这个湖北洪水的“调蓄器”，功能日渐退化。
在湖北，湖泊数量同样锐减。20世纪50年代湖北曾有0.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1309个，总面积8503.7平方公里。由于大规模的围湖造田，到80年代时，数量下降到838个，面积大幅缩减为2977.3平方公里。
退田还湖等措施减缓了湖泊的萎缩，但围湖养殖、填湖盖房等新模式的兴起，还是让湖泊总数量继续下降，到2015年初，仅剩下700余个。
今年4月，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上就指出，湖北省的小型水库、湖堤、连江支堤、汉江堤防等还存在防洪能力不足、标准偏低等问题。
过去数十年里，国家层面的防洪治理对象，主要是大江大河，相比之下，湖泊谈不上防洪综合治理，许多隐患被忽视。
极端的天气印证了这些问题。6月30日以来，历经数轮强降雨，湖北省内五大湖泊一度全面超警戒水位。
治水不在朝夕。汹涌的洪水，正检验往昔的治理：
全省70多个县市建立了山洪预警系统；
各山区市县疏通了河道，扩宽了河床，修整护坡，河道防洪能力有所增加；
恩施、十堰将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作为防范重点，拉网排查除险；
三峡大坝所在的宜昌，把中小河流防洪、小型水库防守、城市内涝防治等作为工作重点，严防死守；
在武汉，大东湖生态水网，把沙湖、东湖、严西湖、严东湖、杨春湖、北湖6个湖泊联为一体，连通长江，“死水”变“活水”，排渍，实现江湖联动。
……
治水必争朝夕。再凶猛的洪水，也终将退去。生活如昔时，我们也要居安思危。
7月12日，梁子湖的牛山湖破堤分洪前夕，湖北省委常委（扩大）会指出：“要把今年洪涝灾害作为倒逼机制，针对全省各地及城市防汛工作中暴露的问题，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加快补齐短板，全面提升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能力。”
灾难倒逼，不是幡然悔悟，而是进退取舍的催化剂，让犹豫的人、麻木的人痛下决心。
其实，《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》早在2012年便已实施。条例指出，严打违法填湖建房、建公园等行为。据去年底的统计，武汉、潜江、鄂州等地退田还湖面积达24700亩，湖北基本遏制住湖泊面积萎缩、数量减少的局面。
只是，人们希望力度再大些，速度再快些。防患于未然，终究好过危机下的严防死守。
水退人退，何尝不是水进人进？进退有据、取舍有道、得失有度，人与水不再是矛盾的两极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时，治水方见大成。
稿源：荆楚网
作者：史果 袁超一
（作者： 编辑：刘展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