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检推出的大尺度反腐剧《人民的名义》正在热播，从人民的对它的关注程度和它对官场腐败现象、官僚习气的深刻揭露，可以看出本剧制作者下了力气、大决心；国家做了相当的支持。其次，本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它关注反腐，更关注每一个腐败官员的人生轨迹和实际情形。如高育良的逢迎妥协，祁同伟的苦难历程。换句话说，本剧用对官场人物及具体背景的刻画，从一个侧面启发人民思考——官员何以难得不腐。
事实上，十年前的一部剧目《大明王朝1566》也有相同发问，同时，它做出了详细的解答。剧目从以裕王、徐阶为首的裕王党和以严嵩为首的严党间的权力斗争开始。嘉靖二十余年间，国家破落，饿殍遍地，民不聊生，而严党把权，上下其手，官员腐败无所不用其极。在裕王党的斗争下，严嵩倒台，裕王等人虽尽心国事，国家仍如一潭死水，无甚起色。而最后户部主事海瑞以死劝谏，矛头直指皇帝，则把全剧剧情推向最高峰——朝政糜烂至此，尽归于皇权专制。
那么，我们综合看这两部剧时，怎么理解《名义》中官员难得不腐，而《大明》中奸臣已去而国政仍腐败如初呢？海瑞试图用他的上书给出答案，如果换成今天的话，我们耳熟能详—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。官员作为权力的直接行使者，其受权力荼毒，不得不堕落，往往有三种表现。皇帝抑或更高之权力所有者，用人专凭喜恶，下层官吏进退皆操于上，故善于逢迎者进，不从者黜退，此其一；朝廷大小官吏受集中的权力驱使，近皇意、上意而远民意，政府开支无度，官员为求自保无事，竟无一人敢于挺身力保百姓，此其二；官员升进前途在于更高之权力，人民表达意见通道受阻，民情无人上达，民意无从反映，此其三。如此可见，权力的集中，集中之下监督的无力、民意的滞塞，让官员纵不愿堕落，而身家前途又让他不得不堕落。
知道了权力对腐败的直接关系，我们必须要再考量制度。任何国家，传统国家或者现代国家，绝对主义国家或者民主国家，国家权力运行的保证和权力的权威性与正当性，都由国家制度赋予。如果制度重权力表达于民意的基础上，那么权力将得到有效管控，民意的分散性也会使得权力分散、相互制衡；反之，如果制度重在权力的集中，那么权力必将以不可阻挡之势碾压民意，并形成自上而下的对人民民意的层层管控，如此，手握权力者又怎么不腐败？李克强总理关于“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”的论述，便微妙的解释了权力、制度和反腐之间的密切联系。综上而言，反腐败，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的建设与随之而来的对权力的控制。
从历史的角度看，中国政治要建设制度，要实现国家发展，往往有一个“治乱”的逻辑：从治到乱，再从乱回到治。而治乱转化的关键却是“破立”。所谓大破大立，不破不立，反映的就是治乱转化的关系。用这个角度去想望制度建设，有“破”者，也有“立”者。
破者，为权力高度集中之制度，为既得利益。首先，行政权力当用制度明确边界。若行政权力一手遮天，有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却无民主基础上的集中，权力行使者无所顾虑，受难者无处伸张，又如何令官场风清气正？其次，司法权力有司法权力之底线——独立自主。既为司法，就要确定司法权力不被干涉的制度。司法应成为国家法律的明镜，人民申诉的青天，而不是行政者手中的玩物。最后，人大代表必须打破旧体制的束缚，打破条条框框，真正反映民情。人大代表对人民的意见，不仅是听进去，更要做到实处。国家制度由立法而定，以民意立法推进制度改革，彻底破除既得利益。
立者，为能有效管制权力之制度，为民意上升之通道，为权力表达的民意基础。民之所向，在于社情民意的有效传达和上级机关对这些意见的尊重，所以信访制度应当成为权力之上的人民权利保护“神”。另外，从舆情来看，媒体乃至网络也当共同编织管制公权力的“密网”，这就需要在国家、地方制度建设中对媒体权利的确认。其次，官员选拔制度，其出口不应归于上而应归于下，官员必须深刻认识到只有依靠人民，为了人民，仕途才有出路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再避免重蹈祁同伟、高育良等人的覆辙。
“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”。民心，不仅是官员心中的向度，更是制度、权力的唯一向度。破旧立新方可由乱即治，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逻辑，也是转折和改革中的中国不得不直视的政治逻辑。从《人民的名义》再回到《大明王朝1566》，我们也看到剧作者，制片人必须立足民意，直面社会实际，才能“四两拨千斤”，“铁肩扛道义”，赢得人民的支持，助力国家和民族的事业，实现人民的良心！
稿源：湖北日报网
作者：朱光照（华中师范大学）
（作者： 编辑：王舒娴）
